配资炒股网站选择配资李秀成并不相信太平军能和洋人联合推翻清朝

安庆与杭州，在太平军与湘军对战的背景下形成了强烈对照。

1861年冬天，曾国藩攻克安庆后不久，李秀成率部在浙江攻城掠地。顺着长江漂流而下的浮尸群，无言地陈述着安庆的暴行。

然而，比起湘军旷日持久的围攻、破城之后的疯狂屠杀，太平军攻破杭州的过程既轻松，也克制。李秀成有意争取民心，入城之后约束军队，尽量不烧杀抢掠。人们不由得纳闷起来：“豺狼也，岂尚有人心哉？”

接着，李秀成剑指宁波——又一个涉及洋人利益的通商口岸。英国人连忙警告李秀成，不要靠近宁波，离上海远一些。

与洪仁玕不同，李秀成并不相信太平军能和洋人联合推翻清朝，只是天京那边一直阻止他胡乱动武。但这阻止不了他的攻势，太平军继续东进，轻松攻克宁波，进逼上海——依然没有大开杀戒，也没有破坏洋人的财产。

对于中国这场内战，英国议会的态度是保持中立，吓唬太平军，使其远离通商口岸，除非英国人性命受到威胁，否则绝不开战。但英国在华官员却不认同议员老爷们的天真想法：清军看起来太弱了，无法镇压这场叛乱，太平天国要是赢了，很可能导致英国对华贸易停摆。

当硝烟逐渐逼近上海郊区，英国人迅速撕掉冠冕堂皇的“中立”大旗，迫不及待插手到中国的内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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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势力，已然是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证明，以皇权为中心的天朝体制，无法应对外来的冲击。1861年3月，北京设立总理衙门，负责外交，实际上兼管通商、国防、关税、军工、情报、留学生等事务。与其说是外务部，倒不如说是内阁。11月，辛酉政变，慈禧执政。在她的支持下，总理衙门首脑奕䜣将权力伸展到军机处，并拥有议政王的头衔。

在新体制下，谁能更好地处理涉外事务，谁就能扶摇直上。

曾国藩拿下安庆后，将其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慢慢收紧对太平天国的绞索。曾国荃把安庆周围清理了一遍，接着大摇大摆回到了家乡，吃吃喝喝，挥金如土，顺道招募了六千新兵。大批新人的加入，继续败坏着湘军的军纪，使其沦为像绿营那样的兵痞队伍。为了消灭天京城内的邪魔，曾国藩需要这群魑魅魍魉。

1861年冬天，江浙来人，请求救援。在此之前，江浙官绅全力支持江南、江北大营，不让湘军插手江南，双方多有龃龉，恩怨几乎不可化解。如今，江浙尽归太平军，只剩下上海一座孤城，他们不得不乞求曾国藩的保护。

曾国藩一开始并未答应。他认为：“上海东北皆洋，西南皆贼，于筹饷为膏腴，于用兵为绝地。”但由于手头的军费见底，他还是改变了想法：“闻上海每月实可筹银五十万两，不忍坐视其沦陷也。”他本想让曾国荃带兵东援，但曾国荃志不在此，而是一心想要攻克天京，立下不世之功。

于是，东援的重任落到了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头上。

▲李鸿章。图源：网络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跟曾国藩是科举同年。曾国藩在湖南练兵时，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在安徽办团练。1859年，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军中。曾国藩有意雕琢这位年轻人。他有一个习惯，每天黎明必召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遭受不住，便说自己头痛，起不来。曾国藩十分生气，“必待幕僚到齐乃食”。李鸿章只好披着衣服，狼狈赶来。餐桌上，曾国藩不发一言，吃完饭后，才严肃说道：“少荃（李鸿章），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

李鸿章时常和曾国藩发生争吵。在祁门时，他就提醒过老师，此地乃兵家绝地，不如移军别处。曾国藩不听，他据理力争，气得曾国藩骂道：“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

之后，曾国藩的患难久从之将李元度在徽州大败，临阵脱逃。曾国藩一气之下，不顾多年情谊，要参劾李元度。湘军上下都认为曾“过激”，反对弹劾。李鸿章极力劝道：“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不吃这一套：“我自属稿。”李鸿章又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还是不为所动：“听君之便。”

结果，李鸿章赌气离去，在江西赋闲将近一年。1861年6月，曾国藩写信给他，邀其“速来相助”，李鸿章就坡上驴，欣然前往。重入幕府后，李鸿章渐掌兵事。冬天，曾国藩酝酿安排曾国荃去上海时，明确表示让李鸿章同去。既然曾国荃不想去，那么统帅一职非李鸿章莫属。

1862年初，李鸿章开始组建淮军。他早年与父亲在家乡办团练，与淮勇头目如张树声、潘鼎新、吴长庆、刘铭传等人相熟。有湘军开创的体制在先，又有早已成型的部队，只需要挑强汰弱，便轻松募得四营——树字营（长官张树声）、铭字营（长官刘铭传）、鼎字营（长官潘鼎新）、庆字营（长官吴长庆）。

3月，淮勇在安庆集结，接受曾国藩的检阅。曾国藩觉得淮军人数太少，战斗经验不足，又调拨了九个营：曾国藩的两个亲兵营，开字两营，林字两营，以及熊字营、垣字营、春字营。开字营的长官是程学启，安徽人，本是太平军将领，在湘军攻下安庆前夕倒戈。春字营长官张遇春，最初隶属于李鸿章办的团练，后编入湘军，历时数年，如今回归淮军。剩下几个营的长官，全都是湖南人。正如史学家罗尔纲所言：“淮军与湘军，犹如儿子与母亲，曾国藩与淮军，犹如老褓母与婴儿。”

经过补充之后，淮军共十三营，每营500人，共6500名士兵。算上民夫，总人数达9000余人。

▲淮军名将刘铭传。图源：网络

4月8日，李鸿章搭船抵达上海。不出一个月，朝廷任命他为江苏巡抚的旨意就下来了。上海的局势十分复杂，华、洋势力杂处其中。曾国藩的政敌、原江苏巡抚薛焕虽已卸任，但仍管理着东南沿海的通商事务，隶属于总理衙门。曾国藩不敢贸然对其动手，怕惹到背后的大人物——奕䜣。薛焕的亲信吴煦掌管着上海的财政大权，控制着每年近200万两的收入，还雇佣了一支洋枪队。

吴煦在1860年之前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僚，没有什么背景。他能够在江苏官场步步高升、稳坐泰山，在于三点：会理财，掌握一支洋枪队，善于和外国人打交道。

李鸿章到上海之后，并未立马清算江浙官场，而是先稳住吴煦，然后暗地里削弱他的权柄。首先，李鸿章派手下接管厘捐总局，派吴煦去管海关，之后又派人接替吴煦“苏松太道兼管江海关事务”一职，让吴煦成为空头的江苏布政使——反正布政使已经没有什么权力了。由此，李鸿章掌握了关税和厘金这两棵摇钱树。其次，李鸿章亲自出面与外国人交涉，试探一番后惊喜地发现：外国人虽然与吴煦有私交，但也有抱怨，只要能满足列强的要求，他们并不在乎和谁谈。到头来，吴煦只剩下最后一张底牌：洋枪队。

李鸿章与曾国藩有师承关系，淮军也是湘军的翻版。然而，踏上上海这方土地后，他们就已经走上一条不同的路了。

李鸿章起家翰林，浸淫儒术多年，但还没有等到摸到门径，就带兵去了。曾国藩用他，也是看重他一手奏折功夫。后来的生涯里，李鸿章以办事的能力闻名天下，而义理、辞章、考据等等，终成陌路。

面对天下变局，一个富有情怀的人会去琢磨世道人心——正如曾国藩写下《讨粤匪檄》，继而投身于剿灭叛军的事业之中。立言、立功、立德，这是两千年来大儒当为之事。哪怕曾国藩十分怀疑清王朝的气数，常常怀有一种黑云压城、无可阻挡的悲凉之念，也要拼命卫“道”。相比之下，李鸿章既有忧患意识，亦有扭转时局的气魄，只是所思所想的东西都非常具体：兵事、外交、西方器物……

李鸿章经营上海，所做之事与吴煦没有多大差别。第一，他控制了上海的税源，获得了大量的军费。第二，他将淮军改造成一支使用洋枪洋炮、采用洋操训练、有军事工业支撑的军队。第三，他不断精进自己的外交本领，并与总理衙门对接，在1863年兼署五口通商大臣。那一年，他奏请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开启了漫长的洋务生涯。实业、实利、实功，这是新时代变法者的执着。

李鸿章创立淮军，招募将帅，首重能力，“文章道德，尚在其次”。到上海后，又召集了一帮洋务人才，专业性极强，信念感不多，甚至还有很多外国人。如果说早期的湘军将领靠一个古老的理想凝聚在一起，那么驱使淮军人物（包括后面的北洋人物）的更多是“利禄”二字。终其一生，李鸿章都摆脱不了“小人爱利”这个标签，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站在君子的角度审判他。

曾国藩一开始看不上洋枪洋炮，认为军力强弱取决于人，而非兵器。见识过“轮船之速、枪炮之远”后，他不得不产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想法。攻下安庆仅三个月后，他就设安庆内军械所，尝试制造蒸汽机、轮船和枪炮。

不过，他始终留恋着世道人心。他曾目睹西洋千里镜，感慨仪器之精妙，却引发了一段另类的思考：“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冶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于他而言，万事万物终究还是要回到道德之中。而李鸿章却说：“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

两人性格的差异，造就了湘淮系不同的命运。

1862年初，英法联军出动，炮轰宁波，进攻太平军。接着，他们联合吴煦手下的洋枪队大举进攻上海周边的太平军据点。

这支洋枪队名为常胜军，建立于1860年。其首领华尔是一个来自美国的亡命之徒，出身水手世家，接受过军事教育，热爱冒险，渴望战争。而江浙官场与湘军不同，严守文武分途的体制：文官可以通过粮饷的供给驱使武官去做事，但不会直接带兵。双方一拍即合，由吴煦、杨坊出面雇佣华尔的常胜军。

常胜军可以熟练地运用西方的武器和战术，但与太平军交战多次，难求一胜。1861年末，华尔重建了常胜军，总算有了像样的战力。

▲华尔。图源：网络

李鸿章来到上海之后，很快意识到“目前之患在于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自强的念头已经萌芽。他虽然要和洋人合作剿贼，却不愿意他们插手军务。换言之，洋人最好别介入战争，如果非要介入，直接出兵可以，训练、指挥中国军队不行。华尔虽是美国人，名义上却听吴煦等人指挥，也是李鸿章可以接受的合作方式。于是英国人转而与华尔结盟，以减轻操纵中国军事力量的嫌疑。英国人不仅为常胜军提供榴弹炮、滑膛枪、军服等物资，还安排英法联军配合常胜军作战。

天时地利人和俱在，常胜军久违地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然而，太平军主力一杀来，英法联军和常胜军立马遭遇惨败。要不是李秀成为解天京之围，调走了最精锐的部队，常胜军恐怕难以立足。

血染红了上海城内外。城外，各方势力相互厮杀，然后不约而同一起洗劫老百姓。城内，太平军俘虏遭到了极为血腥的处决——当然，这是西方人的看法，中国人十分明白叛军会得到怎样的下场。一些英国人看不下去，谴责本国的虚伪嘴脸。他们认为英法两国介入战争，是支持行将就木的清王朝，以进行殖民扩张。曾翻译四书五经的汉学家理雅各就说：“我们会在战场上杀掉数千人，而诸省巡抚会在刑场杀掉数万人……我们的高阶军官将会效命于许多杀人屠夫。”

一部分英国人确实拥有强烈的正义感。但归根到底，这些人考虑的是英国的最大利益，至于这些利益到底是什么，他们的看法不总是完全一致。那些反对战争的人很难意识到，他们口中常常念叨的“贸易”“文明”和“福音”，同样是对中国这片土地的欺凌。由于内部的不统一，在整个清朝内战期间，英国一下子强硬，一下子又讲道理；一下子中立，一下子又替人打仗；一下子把清朝捧得老高，一下子又痛斥它。

最有原则的英国人是军火商：谁给钱，谁就是朋友。太平军夺下宁波之后，“大炮成百地，枪支成千地，弹药成吨地进口宁波港”。清政府像个怨妇一样抱怨，开放长江本是为了通商，反而资助了太平军。要不是军火过于昂贵，太平军的战力还要再上一层楼。据参加太平军的英人马惇说：“苏州城中可能有三万支外国枪，叛军中四分之一的兵士佩带步枪和来福枪，忠王的一千名卫队完全佩带来福。”

1862年9月，一名太平军战士用一颗来自外国的子弹击中了华尔，终结了这个亡命之徒的一生。常胜军由华尔的副手白齐文（美国人）接任。整个秋天，淮军与常胜军相互配合，肃清了上海周边的叛军势力。李鸿章派常胜军去支援曾国荃，吴煦、杨坊欣然同意，但白齐文不干了。去天京十有八九是找死，还不如在上海周边打家劫舍。杨坊以扣押军饷威胁白齐文，白齐文回到上海，跑到杨坊家里，将其打伤，抢走了洋银四万余元。

事发之后，李鸿章宣布解除白齐文的职务，悬赏五万两猎取他的人头，还找来英国人，要求他们找一个靠谱的人担任常胜军军官，同时削减外籍军官的权限。之后，他把常胜军的一堆烂账推给吴煦、杨坊，迫使其下台、赔钱。至此，吴煦彻底出局。

英国人戈登接下了常胜军的担子。他出身军官世家，背负着荣誉和责任，内心极为鄙视雇佣军之行径。上任之后，他把常胜军好好地整顿了一番，并得到了英国更多的援助。为补充兵员，他收编了许多太平军战士。此举招致李鸿章的强烈反对，可戈登根本不在乎。他曾哀悼为他作战牺牲的太平军战士：“他们打起仗了像魔鬼一样，却令人悲痛地死去了。……这或许正是对他们过去罪孽的回应。”

▲戈登。图源：网络

这样一个荣誉至上的愣头青出现在江南战场是非常违和的，但他确实能打胜仗。1863年夏，常胜军与淮军联合作战，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山、吴江、江阴等地，11月中旬开始进攻苏州。苏州城守将、慕王谭绍光率军浴血奋战，打退了联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到了这时，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相信太平军能取得胜利了。苏州城内有八位等级略低的王不愿与太平天国陪葬，秘密和联军联系，打算献城投降。戈登说，只要能以最少伤亡拿下苏州城，他愿意保护降将的安全。12月4日，八王割下谭绍光首级，大开城门，迎接淮军进城。随后，戈登入城，会见八王，欲提供保护，八王劝其不用担心，还答应调千名士兵补充常胜军。

12月6日，李鸿章接管苏州，情势生变。诸王自恃投诚有功，索要兵马和官职，并要求驻守“苏州之半”。李鸿章并非有功不赏、过河拆桥之人——按照淮军对待投诚者的惯例，如果八王归顺后奋勇杀敌，他自会为其请赏。可是，八王既然如此要挟，那就只能迎来屠刀。很快，苏州城“一声炮响，四起杀声”，戈登心知不妙，向淮军要人，只看到了被肢解的尸体。数万太平军俘虏惨遭屠戮，尸体甚至阻滞了轮船的行驶。曾国藩得知苏州杀降后，欣然称道：“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

戈登内心的正义被人无情践踏，怒火直冲云霄，直接拒绝了清廷的赏赐，还扬言要打清军。苏州杀降一事公开后，部分英国人仿佛惊觉一个他们早已知道的事实：他们从来不是什么文明之光，而是“人道灾难的制造者”（这个称号一直用在太平军身上）。他们要求立马停止对清朝的援助。也有聪明人看出，如果英国要维持对华贸易，不可避免要杀人流血，甚至直接出兵征服中国。既然是为了利益，就不要装出一副伪善的面目了。

然而，搞政治就必须要装样子。英国议会重拾中立政策，宣布不再参与上海之外的战事。李鸿章深谙以退为进的官场哲学，上奏称如破坏“中外和好”大局，就请从严治罪，给英国人一个说法。皇帝回答了一句：“洋人不明事理。”之后，英国人又开始担忧起丝绸的贸易，人道焦虑早已抛之脑后。常胜军按兵不动，又有腐化的迹象。李鸿章找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从中调停。大势压来，一名英国军官的小小骄傲简直不值一提。

▲赫德。图源：网络

1864 年2月1日，李鸿章、戈登和赫德在苏州会晤。李鸿章发布告示说明杀降事件与戈登无关，戈登同意常胜军于中国农历新年过后出战。

对外交涉中，李鸿章渐渐摸到了门道。洋人不是洪水猛兽，只要是人，总会被制度所限制，总会有派系之别，总要讲人情世故。对待外国人，不必太过谄媚，不必太过强硬，用他的话说，“鸿章以孤军与方外杂处，每至十分饶舌，用痞子放赖手段，彼亦无如之何。其顺情理，则以情理待之，其不顺情理，则以不顺情理待之。”这些都是曾国藩、左宗棠所缺乏，后来也没有机会弥补的手段。

1863年之后，淮军的武力、江浙的财力、总理衙门的支持、自强的理念，最终结合成一个庞大的权力结构。其名为“洋务”。

视线拉回天京的战场。

1862年春，李鸿章与淮军赴上海的同时，湘军主力向皖北推进。

陈玉成在安庆之战后，发兵向河南和陕西进军，但自己却被多隆阿的骑兵缠上，困在庐州。离他最近的友军是寿州的苗沛霖部——这是一支地方乱军，投过捻军，降过清，也依附过太平军。此时，苗沛霖再次降清，为了保住人头，答应清军诱捕陈玉成。

陈玉成应苗沛霖的邀请，率部从庐州杀出，准备与其会合。他刚进寿州城门，就被苗沛霖的伏兵擒下，随后被送往颍州，接受审讯。他在死前感叹道：“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随后被清廷凌迟处死。

▲陈玉成。图源：影视剧照

当时，左宗棠的楚军进攻浙江，李鸿章的淮军和英法联军进攻江苏，使得李秀成将主力调往江浙。摆在曾国荃面前的是一片坦途。很快，他率领两万人来到了天京城外的一座小山前。此山是一个军事要塞，名叫雨花台。他并不着急，而是像往常一样筑营寨、挖壕沟，慢慢吞下比自己多数倍的守军。

夏天，江南爆发大规模霍乱。从南京城外的军营，一直蔓延到上海的难民营，只要是拥挤的地方，遍地都是发臭的尸体。曾国荃部有万人病倒，占围城兵力的一半；鲍超的霆军也有万人染疫；左宗棠部的感染率达到五成。湘军已无力主动出击。

秋天，李秀成率十余万主力回援天京，亲自攻打曾国荃的营垒。曾国荃几乎没有援军，鲍超陷于皖南，多隆阿跑去陕西平回乱。曾国藩劝他撤军，曾国荃不肯。一旦离开前线，攻克南京的功劳可能就要归于别人，他必须牢牢占住这个位置。

猛攻很快开始，太平军的炮弹如雨点一般落入湘军的阵地之中。幸亏曾国荃扎营结寨的功夫太硬，无论是炮轰、冲锋、挖地道，都不能撼动湘军防线分毫。然而，李秀成不缺人，也不缺军火，只要有一波没守住，曾国荃就要完蛋。

某日，一枚炮弹的碎片划伤了曾国荃，但只是皮肉伤，未危及生命。

曾国藩身在安庆，夜不能寐，为弟弟担忧。他找上李鸿章，要他支援曾国荃，李鸿章提出派遣常胜军。曾国藩曾多次反对洋佣兵助剿，此刻也顾不上了，同意了这份提议。凛冬将至，他再次写信给弟弟，要他退到安全的地方。

但曾国荃坚守不退。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挑战着湘军的士气。所幸，他们撑住了。在长达一个多月的猛攻之后，李秀成停止了进攻。由于长江被湘军水师占据，李秀成部要想获得粮草，要么靠天京接济，要么靠苏州陆运过来。天京城有三十万张吃饭的嘴，不可能供应他。苏州太远，缓不济急。李秀成无奈，选择了退兵。

对于这场胜利，曾国藩丝毫不觉欣喜。太平军兵力多，完全可以重振旗鼓，但曾国荃的兵马要是拼完了，就彻底输了。当然，他的判断错了。太平军已经完全陷入颓势之中了。左宗棠和李鸿章收复江浙失地，有力地牵制了李秀成的部队，迫使其四处作战。天京城内粮草短缺，人心浮动，太平军战力急剧下降。曾国荃一心一意围天京，看似呆板，其实切中了要害。

1863年夏天，曾国荃终于攻下了雨花台的要塞。从山上俯瞰天京城，正如一头疲惫的困兽。接下来，曾国荃将城外的关隘和桥梁一一拔除，几乎封锁了天京所有的出路。

1863年末，李鸿章攻克苏州，李秀成回到天京，劝说洪秀全放弃京城，转进江西。此时的洪秀全完全没有决断力，坚决不肯。李秀成没有放弃太平天国，留下来督兵死守。洪仁玕也没有放弃，出天京招募兵员，但响应者寥寥——已经没有多少人对太平天国有信心了。

此时，曾国荃部也是问题重重，粮食短缺，纪律全无，很快就撑不下去了。清廷想把淮军调来参战，但曾国荃怎么可能同意？李鸿章顾及私人情谊，借口淮军要攻打别处，一再拖延，给曾国荃争取时间。曾国藩也急了，给弟弟写信道：“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

曾国荃迫于形势，不顾伤亡，命令士兵冲锋。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天京，冲进天王宫，却发现里面空空荡荡。洪秀全早在6月1日就去世了，幼天王也不见踪影。原来李秀成带着千余名将士打扮成清军，借着夜色的掩护，护卫幼天王突围出去了。李秀成舍命冲锋，与队伍分散，来到城郊一处乡庙暂避风头。两个乡民识破李秀成的身份，将其擒住，送往清营。由于没有抓到幼天王，曾国藩为了战功好看一些，谎称其已经自焚而死。

湘军破城之后，释放了内心的野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南京城陷入火海，好似一个炼狱。7月19日，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请求曾国荃“止杀”，曾国荃不许，宣布驰禁三日。7月25日，赵烈文进入南京，惊诧于所见景象：“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皆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士兵对平民严刑拷打，逼他们说出太平军藏宝的地点，有力气的人替他们搬运财物，病人和老弱则直接处死。

历史也为我们记录了一个女子惨痛的遭遇。她叫黄淑华，十六岁。湘军上门时，砍死了她的二兄。一位壮汉抓住了她，她的弟弟牵着壮汉的衣服，母亲也跪下求情，壮汉大怒道：“从贼者，杀无赦，主帅令也。汝不闻也？”于是杀掉了她的弟弟和母亲。她的长嫂又过来求情，一同被砍翻。黄淑华悲痛欲绝，想要寻死，但被壮汉拉住，那壮汉说，我爱你，我不杀你。之后，壮汉打算把她掳回湖南。途中，黄淑华在纸帛上写下自己的遭遇，一张贴在客栈的墙上，一张贴身藏着，趁壮汉不备，将其杀死，然后上吊自杀。后来，当地人将这个故事写入《湘乡志》的《烈女传》。

▲《克复金陵图》。图源：网络

李秀成被俘一星期后，曾国荃就用酷刑撬开了他的嘴。7月28日，曾国藩来到南京，逼李秀成写下了数万字的口供，并删除口供中对湘军不利的部分，重新誊抄一遍，印成《李秀成供》。曾国藩一直不肯将李秀成的手迹公之于众，直到1944年才有人在曾家故宅发现这一秘本。

在口供中，李秀成流露出求饶之意，称“我见老中堂（曾国藩）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莫及”，还说“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不难看出，李秀成多少有些贪生的念头。赵烈文隐约觉察出李秀成“言次有乞活之意”，对他说：“汝罪大，当听中旨，此亦非统帅所得主也。”恐怕曾国藩利用了李秀成的求生欲，对他有所许诺，才让其写下了这些口供。

8月3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他打算先斩后奏，处决李秀成。他心里清楚，朝廷多半会要他将李秀成活着押送京城，而李秀成为了活命，必然会拉曾国藩下水，将湘军的一些丑事全都说出去。

8月7日，曾国藩果断将李秀成处死。

另一边，洪仁玕得知幼天王出走的消息，将其迎入广德，准备开赴江西。洪仁玕的计划，是与太平军残部会合，取道湖北，进军陕西，再举大业。然而，清军追得太凶，两人先后被捕。

临死之前，洪仁玕读到了李秀成的供词，骂他“变更不一，多有贻误”。他不肯向清朝屈膝，说自己“志在攘夷愿未酬”，随后英勇就义。

湘军攻下天京的那一刻，既是曾国藩权势的顶点，也是他衰落的开始。

左宗棠上奏揭露曾国藩谎报幼天王已死的军情，湘系内部的裂隙进一步扩大。北京大肆宣传湘军烧杀抢掠的行径，利用清议打击曾国藩兄弟的威望。曾国藩四面受敌，流露出忧惧之意。他给曾国荃写信道：“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统治着半个中国的人，竟然会如此忧心忡忡。

内在的曾国藩，就是一个传统的儒生。他可以为了保卫孔子之道而疯狂杀人，也可以痛骂腐败的朝廷、无能的官僚，但不会想自立当皇帝。权力令人感到害怕，甚至不如故纸堆吸引人。他最终选择了消极自保，让出兵权，以保住盖世英名和身家性命。

攻下天京后第十九天，曾国藩上《粗筹善后事宜折》指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四万人。”当然，曾国藩裁军还有一层考虑：湘军已是强弩之末，粮饷拖欠已久，将帅志骄意惰，兵士掳掠成性，如不裁撤，必是一大祸害。

当时在江南地区的军队主要有三部分：一是江苏李鸿章部淮军，大约七万余人；二是浙江左宗棠楚军，近五万人；三是曾国荃部五万余人，加上曾国藩大营和鲍超等部，总兵力约有十余万人。

曾国藩觉得淮军更有战斗力，与李鸿章商议，表明了“裁湘留淮”的意愿。对于曾国藩的决定，李鸿章自然是同意的。不过，淮军未必有多好。李鸿章透露，“三年以来，统计欠饷已达七八百万两”，淮军基本也靠掳掠来维持士气。因此，他提议淮军只留三万人，以防备虎视眈眈的外国人。

从1864年秋到1865年初夏，曾国藩分批裁掉了约六万人。裁军需要大量银钱，以补齐欠饷、支付遣散费用。许多湘军士兵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只能闹事。1865年5月，战力很强、但军纪奇差的“霆军”突然闹饷，一处生变，各地效仿，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均有兵营哗变之事。曾国藩叫来正在养病的鲍超，安抚霆军将士，然后拼凑钱粮，放缓裁军的脚步。到了1866年，除了“霆军”之外，湘军基本只剩下老湘营6000人（其中3000人是新兵）。后来，霆军被打散，有的进了淮军，有的进了左宗棠部。老湘营也随左宗棠去了西北。

▲鲍超画像。图源：网络

1865年，负责剿灭捻军的僧格林沁被击毙，清廷征召曾国藩剿捻。朝廷并不想用曾国藩，但以他的声望和地位，又不能不重用。湘军次第被裁，曾国藩只能率领淮军剿捻。出征之前，李鸿章非常担心老师此行的结果：“节相奉命讨贼，义不容辞，惟部下已乏强兵，精力亦甚疲惫，勉起就道，未知能否终局。”

果然，曾国藩北上不久，屡屡碰壁。要说淮军内部排挤他，是谈不上的。他突然来到中原剿匪，不熟悉形势，回到了四面堵截的老办法——对付太平军还算有用，对付捻军则不行。他也不熟悉各地长官和部下，做事难免受他人掣肘。清廷失去了耐心，中途换帅，让李鸿章走马上任。1869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再度陷入困境，又是李鸿章替他擦屁股。

湘消淮长、曾李交替虽是清廷有意为之，但也和曾国藩跟不上时代有关系。他开创了新的体制，建立了湘军，带出了成批的疆吏，成立了无数以“局”命名的机构。可一旦脱离了战争，他的视野还是回到了儒家那一套东西里。

相较之下，左宗棠算是半只脚跨入了新时代。

1863年初，左宗棠向总理衙门建议，仿造轮船，以备海防。1866年，他创办福州船政局。随后，被任命为陕甘总督，不得不从沿海走向内地。他花了七年时间平息回乱，又遇到俄国人入侵新疆，他的人生重心不再是海防，而是塞防。由于多年身处边疆，他与蓬勃发展的洋务运动已经有了一层深深的隔膜。1881年，他功成回京、入值军机，看起来位高权重，实则沦为慈禧制约李鸿章的一个工具人。

同年10月，左宗棠外放为两江总督，大量任用湖南人。随后，他以患病为由奏请开缺，保举曾国荃为继任者。曾国荃任两江总督近七年，“大招湘军旧部，扩建新营头”。经过湘系多年的经营，终于形成了南洋湘系、北洋淮系的格局。

李鸿章走得最远。

剿捻成功之后，清廷还是想裁淮军，刘铭传、潘鼎新心生退意，纷纷辞官。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时，向朝廷提议，“畿辅要区，为皇都拱卫”，应当规划部队，沿海戒备。于是，淮军顺理成章入驻了直隶。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二十余年，主管洋务、海防、招商三大要务。北洋所在，几乎成为总理衙门之外的又一个政府。等到湘系最后一个大佬刘坤一任两江总督时，以北洋“尽天下之财力”为世间之大不平。

曾国藩于1872年去世，其人生劣迹斑斑，但许多人把他当作精神领袖。李鸿章虽是洋务巨擘，却鲜有人视其为导师——他1901年离开人世之时，留下了一堆残破不堪的洋务事业，和一个坏名声。

器物升了值，人格却贬了值。传统和现代之间依然横亘着一道长长的裂痕。

参考文献：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中华书局，2020年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全7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美】史密斯：《19世纪的中国常胜军：外国雇佣兵与清帝国官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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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彷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翁飞：《曾李交替与湘消淮长》，《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王瑞成：《“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顾建娣：《曾国藩对湘军陆师的裁撤与安置》，《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